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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势力遭到严重削弱,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亚非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亚洲首先冲破了殖民体系的枷锁: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相继独立;朝鲜和越南人民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建立了人民民主国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随后中朝两国人民在朝鲜战争中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印度支那3国人民取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亚洲的崛起鼓舞了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举行反帝武装斗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民爆发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沉睡的非洲”已经觉醒。到万隆会议召开的前夕,亚非地区出现了近30个民族独立国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不甘心自己在亚非地区的失败。特别是战后登上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感到亚非形势的变化对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是一种威胁。为此,它在朝鲜战争后继续奉行实力政策,加紧在远东和东南亚制造新的紧张局势,并公开插手印度支那事务。1954年4月初,艾森豪威尔以多米诺骨牌一个倒、倒一片来比喻印度支那的形势,鼓吹美国必须介入印度支那以顶住所谓共产主义的攻势。杜勒斯更认为,印度支那的丢失很可能会造成美国全球战略中整个远东阵地的崩溃。1954年9月,在美国一手策划下,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军事同盟——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严重破坏了由于达成日内瓦协议给东南亚地区带来的短暂缓和。美国利用这个组织把冷战正式引进了东南亚地区。在此期间,美国不仅通过它的军事集团来“遏制”新中国,还同台湾当局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公开在我国台湾地区进行战争挑衅。一年以后,在美国的策划与支持下,旨在镇压中东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巴格达条约组织”成立。美国通过“巴格达条约组织”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连结起来,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月形军事同盟条约网。此外,美国还积极推行“第四点计划”,加紧向亚非国家进行渗透。美国的所作所为,严重威胁亚洲新兴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将导致殖民主义的东山再起。在这种形势下,新兴国家进一步认识到相互支持,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必要性。为了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他们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排除外来势力,缓和亚洲的紧张局势。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从本国的实际利益出发,认为避免卷入冷战的旋涡对己更为有利,决定采取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印度总理尼赫鲁说了一句形象的话:“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正是在这些思想指导下,亚洲国家之间的横向联系加强了,一些国家开始同中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1954年4月29日,中国和印度两国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印度同意中国提出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并在该协定的序文中对五项原则给予正式的确定。同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在中印两国总理和中缅两国总理分别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再次得到确认。它为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处理相互关系提供了准则;体现了亚非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捍卫民族独立和主权,要求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望。1953年8月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曾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设想。1954年4月,南亚5国总理在科伦坡召开会议,讨论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会前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正式提出“举行一次更广泛的亚非国家会议的可能性”的问题。科伦坡会议讨论了印尼总理的这项倡议。会议的“最后公报”表示:“支持印尼总理探讨召开这种会议的可能性”。同年9月,印尼总理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与两国总理继续讨论召开亚非国家会议问题,3国总理都认为有必要在近期内举行亚非国家代表会议。中国虽然没有参加亚非会议的酝酿和筹备,但中国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会议召开,并为此作出了自己的努力。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时,向尼赫鲁和吴努都明确表示中国支持召开亚非会议。12月,毛泽东主席又向来访的吴努总理表明了中国对这个会议的希望。在会议筹备期间,中国和印尼双方还曾通过外交途径就会议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且建议把五项原则作为亚非会议的指导思想。1954年12月底,南亚5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研究召开亚非会议问题。会议决定与会5国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邀请包括我国在内的25个亚非国家和地区参加,并定于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举行。茂物会议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目的是: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探讨和促进各国相互间的与共同的利益,建立和增进友好及睦邻关系;讨论参加会议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的关系;讨论对亚非国家人民具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如捍卫民族主权和反对种族主义及殖民主义;讨论亚非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应作出的贡献。茂物会议的决定,受到亚非各国的普遍欢迎和支持,并引起国际上的高度重视。正如尼赫鲁总理所说,提出召开亚非会议“表明亚洲和非洲在受到西方国家二百年来的统治和剥削后的觉醒”。除仍由前殖民者白人执政的中非联邦政府表示由于“环境”的缘故不能参加外,其余24个国家和地区全部接受了邀请。对此,帝国主义的态度也十分明显,其中美国为了达到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把矛头首先对准新中国。茂物会议以后,美国对中国的战争挑衅步步升级。1955年1月,美国国会授权美国总统为所谓“防护和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不受武装进攻”,可以“使用美国武装部队”。2月,美国完成了批准美蒋条约的立法程序。3月,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多次叫嚷要准备同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并露骨地进行核讹诈。在此期间,美国还捏造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已对远东“构成了尖锐、迫切的威胁”,极力挑拨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人为地制造对中国的恐惧和疑虑。为了挑起矛盾,美国利用政治拉拢和经济引诱的办法加紧对一些与会国施加影响,要它们在会上既要“同共产主义影响作斗争”,又要“抵抗中立主义的压力”,以保护美国和美国的军事集团政策。1955年2月,东南亚条约组织在曼谷举行会议,杜勒斯竟表示希望万隆会议将“支持和加强”东南亚条约组织“所表明的高尚理想”。4月15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表示将要求国会通过新的“援助计划”,以此为诱饵对某些与会国施加影响。美国的意图是,即使不能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也要给会议制造种种难题使其“分裂而瓦解”。帝国主义甚至利用特务搞骇人听闻的谋杀事件。4月11日,中国代表团先行人员包乘“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自香港飞往印尼途中,因飞机上被蒋帮特务安放定时炸弹在沙捞越西北海面上空爆炸而坠海罹难。由于周总理应邀取道仰光同缅甸等国领导人会晤,敌人以暗杀手段阻挠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前往万隆参加会议的阴谋未能得逞。在亚非国家和平中立倾向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经过亚非国家的共同努力,亚非会议排除了帝国主义的干扰和破坏,如期举行。

历史性的盛会

4月18日至24日,美丽的山城万隆成了“亚洲和非洲的首都”。4月18日上午,亚非两洲的第一次历史性聚会,在万隆独立厅隆重开幕。来自阿富汗、缅甸、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锡兰(今斯里兰卡)、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也门(今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304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团团长中有13位是总理或相当总理一级的国家领导人,有3位副总理和4位外交部长。一些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的亚非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如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突尼斯新宪政党、摩洛哥独立党、南非联邦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等也派出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会议。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大会上以《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为题致了长篇开幕词。他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他指出,殖民主义是一个狡猾的敌人,只要它没有死亡,世界上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就没有完全取得胜利。他呼吁,亚非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苏加诺还强调,亚非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出呼声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不是要建立反对其他集团的集团,而是为亚非各国、为全人类找出通向和平的道路。世界和平和各国之间的合作是亚非国家进行建设、实现社会正义和繁荣的必要条件。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被一致选举为会议主席。会议一致通过的议程是:一、经济合作;二、文化合作;三、人权和自决权;四、附属国问题;五、世界和平和合作的促进。巴勒斯坦、突尼斯和摩洛哥问题也将予以讨论。会议主席宣布,会议将以全体会议、秘密会议和代表团团长会议的形式进行。各代表团团长还决定会议上达成的任何决议都必须全体一致通过。开幕式以后,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全体会议,从18日下午至19日全天进行大会发言,发言的共有22个国家的代表。大多数代表的发言在基本点上都是一致的。他们谴责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认为这些祸害是世界不稳定的根源;希望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加强和扩大亚非国家间的合作和团结;要求维护世界和平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渴望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消除饥馑和贫困。由于与会国家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差异,加上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某些国家之间的隔阂,彼此间存在分歧是难免的。美国利用这些分歧,在会前、会外多方活动,使会议很难不受干扰。有少数代表的发言就重复了尽人皆知的西方的反共观点,并把矛头指向中国。有的诬蔑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有的提出“亚非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反对殖民主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并要与美国联合反对共产主义;有的指责中国进行“颠覆活动”要中国代表团表明“对和平共处的诚意”。这些发言一度把会议气氛搞得相当紧张,引起普遍忧虑和不安。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将在19日下午发言的消息,引起会议内外格外的关注和重视。周恩来决定把原来准备的一个系统阐明亚非形势和任务以及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用书面形式散发,针对会议出现的情况,在大会上作一补充发言。周总理的发言被安排在下午全体会议接近结束之前。当时会场上座无虚席,包括苏联大使、美国大使、荷兰高级专员等许多国家外交官都来列席旁听。数以百计的记者也涌进会议厅,有的人甚至站在椅子上,等待着中国代表团的发言。周总理首先向与会各国表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深刻地论述了亚非国家间存在着广泛的求同基础,他说:“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周总理还就关于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关于有无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关于所谓颠覆活动问题,以确凿的事实和令人信服的论述回答两天来少数代表对中国的误解和指责,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周总理真挚地表示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来中国参观。他最后热忱地呼吁:“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与会代表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周总理的发言。大会主席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等人指出这个发言是使会议走向成功的一个转折点。周总理的发言不仅驱散了两天来在会议上空一度凝聚起来的阴云,而且及时地提出了“求同存异”方针,为下一阶段会议找到了一条绕开对立和争吵而继续进行的道路,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阶段会议,从20日到24日进入专项议程讨论。由各国代表团团长及其顾问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和由各代表团代表组成的经济、文化委员会分头举行秘密会谈。后两个委员会分别讨论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两项议程,并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政治委员会讨论其余的全部议程,它是3个委员会中最重要、权限最大,也是争论最多的一个。争论主要集中在下面两个问题上:第一,反对殖民主义问题。亚非国家深受殖民主义之害,对何谓殖民主义本应是一清二楚的。正如周总理所说:“再没有比西方殖民国家几百年来在亚非两洲的殖民统治更能清楚地说明殖民主义的实质。”但有些人节外生枝,对殖民主义作了奇异的和别有用心的歪曲,硬把共产主义诬为“殖民主义”,提出“要像反对西方殖民主义那样反对苏联殖民主义”。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埃及、土耳其等9个国家分别提出了关于殖民主义的4个不同提案。土耳其等9国的提案要求“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包括凭藉武力、渗透和颠覆活动的国际学说”。政治委员会为此发生了很大争论,最后由主席裁决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负责在上述四个提案的基础上拟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第二,关于和平共处问题。在讨论世界和平与合作的问题时,政治委员会出现了两种对立观点:坚持和平中立的国家主张同共产主义国家共处,避免结成任何军事联盟,提出以五项原则代替实力政策;参加西方军事联盟的国家则反对同共产主义国家共处,宣扬实力政策,它们把北约、东南亚条约组织等美化成“和平的支柱”,攻击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语言。两种观点截然对立、僵持不下,会议面临危机,在关键的时刻,周总理在4月23日上午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提出亚非国家讨论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应该撇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以要求和平合作为共同基础,这样我们就能够达成协议,组成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他举例说,有人说“和平共处”(Co—existence)是共产党用的名词,那末可以换一个名词,可以采用联合国宪章中所用的“和平相处”(live in peace )。他说,如果有人反对五项原则的措词和数目,那么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让大家来遵守。随之他提出了一项由中国代表团草拟的把各国代表连日发言中都同意的共同点归纳成为七项原则的“和平宣言”草案,并且就每项原则都作了详尽的解释。周总理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注意。大家感到就和平共处问题达成协议已经有良好的基础。促进亚非团结、推动会议成功的种种努力,不只发生在会议厅内,许多代表团为着增进友谊和了解,积极进行接触,展开广泛的会外外交活动。其中中国和印尼两国政府签署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以及周总理就台湾地区局势问题发表的声明,被认为是对推动会议进展有重要意义的两件大事。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的一个烦难问题。万隆会议上有的国家代表在发言中借此攻击中国,说中国有可能利用海外华侨的双重国籍进行颠覆活动。为此周总理在会议上正式声明:中国毫无颠覆它的邻国政府的意图,中国政府准备与有关国家的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4月22日,中国和印尼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不仅解决了两国之间一个久悬未决的问题,而且表明了中国的诚意,为中国同东南亚其他国家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范例。会议期间发生的轰动最大的事件,是周总理就台湾地区局势发表的重要声明。4月23日中午,中国、缅甸、锡兰、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的代表团团长对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进行了会谈。周总理在8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周总理这一简短的声明,立刻震动了万隆,传遍世界,粉碎了美国想利用它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来影响亚非会议的阴谋,向全世界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和平诚意,并导致了尔后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在万隆的各国代表团对周总理的声明几乎是一致地作出积极反应,认为它是“一篇非常好的声明”,“完全符合亚非会议的目的”。寻求亚非团结和求同存异的精神,终于使会议克服了分歧。4月24日晚上,万隆会议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与会国家一致通过会议决议,即《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会议充满着亚非世界团结胜利的喜悦。包括中国在内的19个国家的代表先后在闭幕式上发言,他们盛赞会议取得的重大成就,盛赞会议对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所作的重大贡献。大会主席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闭幕词中集中表达了亚非国家的心声:“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实行容忍,彼此像友好的邻居一样在和平中一起生活。而这是人类赖以昌盛的唯一可靠的、真实的基础。愿我们在我们已经共同采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愿万隆会议成为指引亚洲和非洲的进步前途的灯塔”。

历史性的成就

历时7天的万隆会议,冲破了帝国主义的阻挠和破坏,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成就。它首先集中体现在会议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上面。公报共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7个方面。经济合作的决议,强调促进亚非区域经济发展的迫切性,提出与会国在互利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决议不排除同亚非地区以外国家的合作,但它强调了亚非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决议提出以互相提供技术援助、鼓励促进亚非国家间的联合企业、扩大贸易往来、采取集体行动稳定原料商品国际价格等多项具体措施,加强亚非地区的经济合作。尽管万隆会议提出加强亚非之间互助合作、共同争取国际经济关系中平等地位的斗争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它指出了亚非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发展前景,成为日后第三世界经济合作和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先导。文化合作的决议,谴责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压制亚非人民发展民族文化和阻挠亚非国家间的文化交流。肯定了亚非人民恢复亚非各国原有的文化接触和发展新的文化交流的共同要求。各与会国决心为更密切的文化合作而努力,也“希望在发展亚非文化合作的同时,同其他国家发展文化接触。这会丰富它们自己的文化,并且还会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和了解。”公报在“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其他问题”这3部分决议中,宣布它“完全支持联合国宪章中所提出的人权的基本原则”和“人民和民族自决的原则”,并注意到“自决是充分享受一切基本人权的先决条件”。决议谴责“对于成为非洲广大区域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府和人的关系的基础的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政策和实践”;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决议支持附属地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事业,特别是北非人民争取自决和独立的斗争;并要求有关国家给予这些国家和人民以自由和独立。决议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权利,支持印度尼西亚和也门为维护民族权益的斗争。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决议,要求联合国的会员应当具有普遍性;要求安理会支持接纳具备会员国条件的亚非国家,决议认为亚非地区国家在安理会中的代表权是不充分的,提出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分配应能使亚非国家参加安理会,“以便它们可能对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作出更有效的贡献”。决议表达了亚非国家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严重关切,认为“裁减军备、禁止生产、试验、使用核子和热核子作战武器,对于拯救人类和文明免受大规模毁灭的恐惧和前景是紧迫需要的。”公报在《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这一决议中,提出了各国应当在下列原则的基础上,作为和睦的邻邦彼此实行宽容,和平相处,发展友好合作: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这就是著名的十项原则,它是万隆会议达成的最重要的协议。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又一次替愿意和平共处的国家指出了努力的方向。万隆会议为与会国提供了难得的相互接触的机会,使亚非国家能够自由地互相接触。这种面对面的接触促进了各国的相互了解和尊重,加强了亚非国家的团结,是和平共处的生动体现。尼泊尔代表团团长说:“最重要的事实是到处洋溢着亚非团结感。这种团结感是这样强烈,连那些反对公理并且跟着另外一方跑的人最后都不能不同意,因为他们不想违背潮流”。甚至连美国舆论也被迫承认,某些代表的亲美发言“没有对会议的结果产生任何影响”,“几个信仰美国哲学的亚洲朋友的声音很快就沉寂下去了”。万隆会议的成就是亚非人民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精神的结晶,是与会各国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这次会议中,科伦坡会议国家,特别是作为东道国的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和缅甸代表团坚持茂物会议原则的努力,是使会议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埃及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坚持亚非团结对会议成功也起了建设性的作用。万隆会议的胜利也是与周恩来总理和他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周总理为推动会议成功、为促进亚非团结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并通过与各国代表进行广泛接触,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相互了解,为后来许多国家与我国建交创造了条件。周总理和他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万隆的活动,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丰碑。万隆会议作为亚非团结反帝事业中的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载入史册。它所体现出的亚非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要求亚非国家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精神,通常被称为“万隆精神”。万隆精神集中反映了当代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鲜明特点,对后来世界形势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万隆精神鼓舞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它促进了亚非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和睦邻友好,加强了亚非新兴国家的民族自信和民族自觉;它推动了日益众多的亚非国家走上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道路,此后,这些国家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在世界事务中所处地位日臻重要,促使国际政治力量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万隆会议是战后两极世界向多极世界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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