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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最后硝烟的散尽,横越中国“伪满洲”的国境要塞群,非但没有被揭示,反而销声匿迹长达半个多世纪,被历史尘封、被岁月抛弃、被世人遗忘。

20年来,周艾民以民间学者的身份,走遍了中俄(苏)国境线上14处要塞所在地的每一座山头和沟谷,寻访了近100名劳工、“慰安妇”及知情者,搜集整理了1000多万字的史料,翻译了300多万字的日文、俄文资料,绘制了上百张要塞及要塞阵地示意图,出版了100多万字的作品。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至今仍未将当年侵华战争时在中国东北修筑的“东方马其诺防线”档案公布于世,而一个中国普通公民凭其毕生余力,以20年的踏察寻访,著书立说,剖析战争史实,揭露日本至今不肯直面的战争罪行,即使经受误解,耗尽家财,仍矢志不渝。

不需要向导的“老鬼子”

周艾民第一次接触日本老兵是在1980年夏天。当时,他在黑龙江省绥芬河市政府工作,奉命接待一个日本代表团。

这个代表团有11人,称为“观月会考察团”。黑龙江省外事办的翻译告诉他,这些日本人都曾是在绥芬河服役过的“鬼子兵”,他们是以旅游的名义回来看看。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日本人。我后来发现这些七八十岁的‘老鬼子’们实际上并不需要向导,他们像熟悉自己的故乡一样熟悉绥芬河北部山区,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若干种地图,地图上还有标高。”

一天,陪同“观月会”这11人走到绥芬河长崎山的时候,一个日本老兵辨认了一下方向,很快找到一个洞口,毫不迟疑地走了进去。

“当时还没有‘要塞’这个词,我们这些陪同人员糊里糊涂地跟着日本人走了进去。当手电灯光照亮地下水泥房间的时候,我震惊了!只见遍地尸骨,有一具尸骨头颅上还戴着一个没有完全腐烂掉的防毒面具。”

从观月台要塞走出来后,日本老兵们说还想要找座桥,桥上刻有“观月桥”这三个字。

“他们拿出地图,说有两条路可以到达这座桥。这时候,已经完全是日本人在指路了。”

令周艾民更惊异的是,一位日本老兵还当场向周艾民出示了一幅当年日本关东军驻守武胜山的军事地图,地图上各种地上、地下军事设施的情况标得清清楚楚。

第一天的陪同结束之后,周艾民感到深深的耻辱。

“我在绥芬河生活了30多年,对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所知竟不如这些半个世纪后来到中国的日本人!尤其是我,做过十多年的绥芬河史志研究对此竟也一无所知!”

周艾民发誓要把这件事情搞个明白。次日,在翻译的帮助下,周艾民从一个日本老兵那里要了一些地图,他发现,这些地图标示的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地下军事工程。周艾民自此开始了对当年日本遗留地下要塞的研究。

在日本,从事日本侵华史研究的人数之多、研究范围之广,令他震惊;这些人做学术研究的细致和专业精神也令他十分敬佩,“日本研究侵华战场的专家在东宁要塞和虎头要塞看到遗留的炮弹,拿起来一看,就知道射程有多远,火力有多强。”

而令周艾民感到尴尬的是,中国有些部门竟常常把一些基本常识搞错,有一次竟把上海慰安所的照片印在孙吴县的明信片上,而这些也被日本学者指证出来。

令周艾民感到痛苦的是,在那十年间,关于东北要塞群,中国的许多专家和学者到日本交流访问时,拿回来的也是这些日本民间学者踏察的史料,而这些作者大都是在他的陪同下踏察要塞又回国写作的日本老兵。

顽固的日本老头说了真话

虎头二战胜利纪念活动结束之后,发生了一件让周艾民震惊的事情。

他认识的一个“鬼子兵”金井昭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日本右翼分子。5月2日在虎头那一天,金井昭志告诉周艾民,虎头要塞的“终结碑”下埋有中国劳工的尸骨。

金井昭志出生在中国黑龙江省东宁县的万路沟,他的父亲是当年那里服役的日本宪兵,金井昭志也在东宁服过役。

上世纪80年代初,金井昭志第一次回到东宁和绥芬河,拿着照相机和摄像机,不停地拍、录,但中国人问他任何问题,他都不回答,面色阴郁。人们断言,这是一个顽固的日本右翼分子。

“我没想到这个顽固的日本老头,在来到中国68次之后终于说出了真话,他的行为说明,他的良知在觉醒。”周艾民说。

金井昭志还告诉周艾民:中国东宁的马达山要塞地下也埋有中国劳工的尸骨,你们应该深入调查研究。他还动手画了一张东宁老城子沟军火库的草图送给周艾民。

“也有一些右翼分子其实是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才翻然悔悟的。”周艾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03年,在哈尔滨开往密山的火车上,周艾民巧遇一位日本老兵的女儿仓桥灵子。仓桥灵子告诉周艾民,她的父亲曾在中国东宁服役,回国后从未提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临死之前,他交给儿女一张字条:“我是一个日本军人,曾经参加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在中国山东、东宁服役时,做过许多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希望我死之后,将我留下的这段话刻在我的碑上。”

2002年周艾民认识88岁的小林静雄时,他已经是第六次来到中国,将关东军修筑的军事要塞走了70%,余下的30%是周艾民陪他走完的。

小林静雄和周艾民有过一次长谈。他说,我的孩子并不了解历史,也并不知道父辈曾经做过什么,他们这一代人只知道继承遗产,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够记录下战争的痛苦,把这些留给后代。

但是,日本年轻一代,却对这段历史越来越陌生。

周艾民去年在东宁遇到一个25岁的日本女大学生,她随着一个考察团来到东宁,参观了勋山要塞之后,面对中国劳工的尸骨,她竟然大声赞美她的先辈是如何伟大,设计了这样壮观庞大的地下军事工程。这位女大学生当即被在场的中国人痛斥,更被年长的日本人严厉批评。

远甚于南京大屠杀的惨痛记忆

2004年8月,周艾民踏察要塞19年的著述《“东方马其诺防线”大揭秘——侵华日军伪满洲国境要塞群实录》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周艾民将此书的日本版权赠送给日本友人,作为史料共享。

这本揭露性史学专著在日本朝野引起震惊。

日本反战人士、日本国战迹考古学研究会代表菊池实在日版推荐辞中写道:“日本已出版的有关书籍中,更多的是以1945年8月9日开战及战败投降前后阵亡的满蒙开拓团员的悲剧为记述主体,而日本关东军加害者方面的证言往往被掩盖和忽略了,很难反映历史的全面和真实,更听不到饱受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的声音和日本方面对侵略战争的反思。”

“在书中引人惊异的是对‘特种工人’的记述。在日本方面,对‘特种工人’的调查研究还是空白。书中引用的关东军大量重要文献和档案史料,令人惊恐,诸多原件不能不使日本人信服。”

走遍东北边陲的14个要塞群中的每一个地下要塞,周艾民没有发现布局一样、结构相同的设计。

这14座地下死亡工程,“只见劳工进,不见劳工出”,这是周艾民在采访中,要塞外围劳工和知情人以及日本老兵们当年亲眼目睹的事实。

在踏察要塞的过程中,周艾民发现当年日本关东军实际上已经使整个“满洲要塞化”,而修筑这些庞大的秘密军事工程的百万劳工却尸骨无存。

据日本老兵指认以及幸存要塞劳工回忆,修筑军事工程的劳工,在工程结束后,便全部被杀掉;也有被“特殊输送”到731细菌部队进行人体试验致死。

曾在虎头要塞服役的日本老兵冈崎哲夫在其《日苏虎头决战秘录》(中译本)一书中回忆道:“1940年虎头要塞工程完成,将抓来的中国军队俘虏召集一起在山谷摆酒宴,正在吃喝之际,山顶上的机枪一齐向这些人射击,4000余人全部被杀死。”

“这些要塞群下掩藏的战争罪恶,远甚于南京大屠杀和731细菌战给中国人留下的惨痛记忆。”周艾民说,“如果把日军秘密屠杀的要塞劳工人数累计起来,最保守的数字也有120万人。”

迟到的调查

6月11日。周艾民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一起翻山越岭到了绥芬河鹿鸣台要塞踏访,并寻找当年驻守的日本关东军在这里种下的樱花。遗憾的是,最后一棵樱花已被当地农民砍掉了。

1984年,周艾民曾经在绥芬河鹿鸣台要塞看见过十五六棵樱花树。

“你在满山葱绿的树林中,突然看到一棵怒放的樱花树时,你无法言说那种复杂的感情,这盛放的樱花后面曾隐藏着什么样的罪恶?”周艾民说。

曾经仕途看好的周艾民为要塞研究筹措经费,辞职下海。在俄罗斯经商十年,事业最辉煌时曾经身价近千万;又因为全身心投入要塞踏察,荒疏企业管理,资财付与流水。

从上世纪90年代初之后这十几年,周艾民走遍了4700多公里长的日军筑垒阵地,对14个要塞阵地群进行了研究和踏察。

有时为了找到一个要塞入口,不得不十几次登上同一座山;为了寻找当年逃出要塞的43名劳工幸存者,周艾民和搭档陈云来跑遍了河北、河南偏远的山村,有一次遇上山洪暴发,路毁桥断,险些连人带车冲下山崖;为了核对一些要塞的俄语、日语、汉语山名,甚至需要用二三年的时间拜访专家、山民和猎人才能最后确认。

十几年来,周艾民花费了30万元人民币,跑坏了三辆汽车,拍了3500多张照片,录下了3100多分钟的音像资料。每寻访一个见证人,周艾民都留下了详实的口碑记录,留下了30多万字的口碑史料。

周艾民痛苦的是,战时遗迹正越来越少,而知情人在不断去世。

2001年,周艾民动员绥芬河民间力量,建立了一个200多平米的侵华日军遗物陈列馆,然而这个场馆变成了养鸡场,所有遗物也全部流失了。

“我们的调查已经是一个迟到的调查。”周艾民心情沉重。-

虎头是二战最后终结地

1945年8月26日。日本天皇已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在中苏国境线上,战火仍在燃烧。没有接到天皇投降命令的日本关东军守备部队与进入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展开了决战。

虎头要塞的决战非常惨烈,2000余名日本军人和躲入要塞的日本开拓团员及军属战死,得以生还者仅53人。1000余名前苏联红军将士献出了生命。《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于津涛/黑龙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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