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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博大数据 2017/10/2 0:23:09 阅读:86

有人说他这是一种疯狂的举动,那么他到底要改变什么?《1/7》专访艾滋病志愿者杜聪。

他曾经流连于纽约曼哈顿绚烂的夜色,但现在,他更习惯穿行在这样的乡间小路上;他曾经是令人羡慕的"金领"阶层,但现在,他成了河南农村默默无闻的义工。他就是杜聪,现在他把自己的命运和3500名来自艾滋病人家庭的孩子们连在一起。

2006年8月3号,一列来自河南郑州的火车抵达上海。车上下来17个孩子,他们来自河南、山东和安徽,年龄从13岁到18岁不等。这些孩子身上都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他们的父母至少有一个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有的已经病发去世。他们被称作艾滋影响儿童。

看得见前面有很多的房子,但是在左边有一个圆球,上面有一个尖,中间有洞的,像楼梯一样的,那个就是东方明珠。

这17个孩子是来上海参加夏令营的,这个夏令营由杜聪创办的智行基金会组织。他们是杜聪5年来救助的3500多名艾滋影响儿童中,很小的一部分。

记者:在孩子们眼里,您是他们的什么人。

杜聪:就是一个外面来的叔叔,希望能帮助他们,希望能够有读书的机会,能更完整地成长,更健康地成长。

记者:那在您的眼里,孩子们是你的什么人?

杜聪:我当他们是我的孩子,我看见他们长大,从小学到中学,有一些从中学到大学,我觉得是一件蛮欣慰,蛮开心的事。

杜聪是一名慈善事业的志愿者。2002年,他来到河南省,成立基金会,专门资助那些来自艾滋家庭的孩子上学念书。

然而在2002年以前,杜聪的生活是另外一番光景。作为一家跨国银行的副总裁,他在美国华尔街拥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管理着数千员工。杜聪究竟为什么会离开华尔街,来到河南农村呢?

杜聪,今年39岁,出生在香港,初中毕业后和家人移民美国旧金山。1991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并进入华尔街的银行工作。凭着自己的才学,杜聪27岁就成为瑞士某银行的联席董事,31岁当上某跨国银行的副总裁。

记者:那个时候是不是感觉到自己春风得意,感觉到自己的前途无量?

杜聪:我自己的事业是蛮成功的,而且我在银行的工作也做得来,当时也是可能经济、金融,各方面的发展都很快速,所以我也很幸运,很顺利。

记者:那时候您的梦想,是不是做一个很出色的银行家?

杜聪:也可以这样说。

在华尔街工作4年之后,杜聪被派驻亚洲拓展业务,他因此得到了许多接触中国内地的机会。就在那些年中,杜聪了解到了中国的艾滋病状况。2001年,杜聪决定去当时艾滋病阴云笼罩的河南农村去看一看。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间的苦难,在一个那么小的地方发生,家家户户都有艾滋病的病人,躺在病床上,我们不用走很远才找到一个病人,这个家有一个,隔壁有一个,再过两家也有一个。我们就坐在村边缘的地方,看着外面的一个玉米田,那天天气也很热,我们就很感慨地说:这个真是一场国难。然后我们几个大男人都哭起来。

三代人都在经历他们年代,最痛苦的事件,爷爷奶奶要白头人送黑头人,青壮年要感染了艾滋病死亡,孩子要变成了孤儿,缺少父母的关爱,三代人都很悲惨。但是最让我牵挂的,是一些无助的孩子,我觉得我有一个莫名的托孤的感觉。

从河南回到美国,杜聪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那些贫穷的村庄里,受到艾滋影响的孩子们将要怎样生活?他们如何能面对自己的未来?经过反复权衡,杜聪做出了自己30多年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救助那些孩子。

杜聪:如果我多赚几年的钱,然后才做这个救助的行动,才去帮这些艾滋遗孤的话,已经太晚了。

记者:你当时完全可以兼职,一方面在银行上班,另外一方面可以抽出你的业余时间,从事这个义工的工作。

杜聪:如果不全身投入的话,我没办法做下去,因为我不想就是一个很零散的救助,带着一沓钞票去,看到谁可怜我就给钱谁,我不想这样。我想建立一个有系统,可延续、可铺开的体制,去把这个救助体制建起来,当时除了我,我想不出有其他的人,可以做这个工作,所以我才全身地投入。

按照杜聪的设想,他要建立基金会常年募集捐款,专门用来资助艾滋村里的孩子们上学念书。为了保证基金会的运行长期有效,杜聪决定去河南工作。他的这个决定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

记者:好像当时您母亲对这个事,反对是最激烈的。

杜聪:对啊,她觉得我们把你送到哈佛,念书毕业,不是用来做义工的,有点浪费。而且你为什么那么关心一群,跟你毫无关系,那么遥远的一群孩子?她很不理解。

记者:其实他们说得也对,一个体面的工作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是追求的一个梦想。

杜聪:这个世界少了一个银行家不会死的,但是如果我不做,我当时要做的救助行动

以后他们长大,还会在社会几十年,对社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杜聪决心已定,他不顾父母的劝阻,告别了华尔街,一头扎进了河南农村。

面对这些艾滋阴影笼罩的儿童,他能否坚持下去,他又能改变什么?

然而,事情远远不像杜聪想像得那么简单。抛开资金的困难不说,最让杜聪感到意外的,是当地的态度。

杜聪:在四、五年前,艾滋病的疫情被视为国家的机密,不能公开。我们其实去了很多的地方,被拒绝了,碰钉了,他们不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

记者:那么面对这些困难,有没有这样一种时刻,就是特别怀念过去做银行家,那种前途无忧的时候?

杜聪:那个倒没有,但是确实有很多觉得,我为什么要那么的辛苦做这个工。有一年我们为了赶路,坐了一个晚上的车,而且那个冬天很冷,整个晚上都在车里面颠簸,而且又是我的生日,我也想念我自己的家人,也是在赶路,很冷,又冷又饿,又是春节,我就哭起来了,觉得我那么辛苦到底是为什么。

记者:有没有想到放弃、后悔?

杜聪:有的,但是还是撑下去吧。我到了村,见到他们,就觉得我的工作还是蛮值得的。

他终究没有放弃救助那些艾滋影响儿童的想法。2003年之后,杜聪的基金会(什么基金会?)渐渐开始被人知晓,也就是在那一年,国家颁布了一系列关怀艾滋病人的政策,杜聪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从2004年开始,每年夏天,杜聪都会组织一些孩子到大城市游览。这是杜聪帮助这些艾滋影响儿童的重要活动。

接到了就往上扔,往上扔。

在上海科技馆,杜聪饶有兴致地为孩子们讲解这些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生物。孩子们的眼中流露着好奇,他们在一件件新奇的仪器面前流连忘返。没有人在意他们的身份,他们和周围普通的孩子有着同样的快乐。

杜聪:慈善并不是就是免费给人吃饭,免费把钱给人那么简单,我希望一个工作能有效率,而且做的东西,理念要对,而且你给的救助,要是他们真的是最需要的。这些艾滋病孤儿最需要的是什么?让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挨过这个灾难,可以有尊严地活着、长大。

河南省文楼村,中国艾滋病高发村庄的缩影。2004年,文楼村的少年晓峰考上了南方的大学。

杜聪:一下子需要五六千块钱,当时还是愁着学费。

晓峰的父亲很早就去世,是母亲把他和姐姐一手拉扯大。但在2001年,他的母亲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母亲的病治了三年,家里的生活极其拮据,高额的学费更让母子俩陷入窘境。就在这时,晓峰听人说起了杜聪。他决定去寻求帮助。

杜聪:我去县城办公室,正好杜聪去我家了,在家里没见着,他去找我我去找他去了。当时没有几个人参加高考我们那里,就三四个人,他就一家一家去,后来二话没说就决定了给我资助,应该说是全额资助我的学费。

9月,晓峰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妈妈一直把他送到车站。

杜聪:她跟我说好几个晚上,你正在酣睡的时候,忽然梦到我马上就要走了,一下子醒来了,我要读好书,将来能够成才,将来让母亲在有限的时间里,安享晚年。

在杜聪救助的孩子里,如今已经有80多个考上了大学。他们大学的学费,仍然由杜聪资助。从2002年开始,杜聪走遍了中国内地60多个艾滋病高发的村庄。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四年里,3500多个孩子得到了杜聪的资助。

从乡村到城市,从中学到大学,晓峰看到了命运改变的希望,但在他内心深处,仍然藏着阴影。三年里,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同学,自己的家乡在哪里。

晓峰:我会给他们说我是来自河南驻马店,然后更细的就没有谈了。

记者:你担心他们知道吗

晓峰:也担心,我很注重同学间的友谊,但我怕,或者是他们中的,或者是知道了,我是来自这片土地,这些地方,或者莫名其妙产生一种,不自然地产生一种恐惧感。还是会有这样的担心,或许我的担心是永远抹不去的。

杜聪:我们没有培养一个包容的,社会环境的话,他一天出来还会受到歧视,我们做的工作还会白费,因为他们还是会找不到工作,还是会找不到老婆,结不了婚,所以我们现在慢慢针对这个,我们做了很多公民教育的工作。

现在杜聪最急切的就是努力让社会能够包容这些孩子,经过他的工作,一些商家开始愿意接纳、安置这些来自艾滋病家庭的孩子就业,还有不少人加入到志愿者的行列中。晓峰也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今年暑假,他和其他15个被资助的大学生一起,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志愿者。

晓峰:帮帮杜老师,给孩子做家访之类的,我跟他说我家是哪的,也会直接跟他们说,马上就没有了那种距离感了,就好像成了自家人。

记者:那你跟他们说一些激励他们的话,跟他们聊天,你觉得有效果吗?

晓峰:以前我小的时候,也经常碰到一些师兄,自己很崇拜的,跟他们在一起聊天,我感觉聊完以后,思想、心理马上变得非常积极。

杜聪:他们也可以自己救助自己的,这个精神我觉得非常好,我也非常感动,有16个孩子愿意回来工作,去帮助他们村里面其他的邻居的孩子。

孩子们正在被更多人接纳,而他们也开始学着帮助别人。这正是杜聪希望看到的。

2002年杜聪从银行辞职的时候,他原本打算用3年的时间来救助那些艾滋村的孩子,但现在,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5年,而目前看来,还没有结束的意思。

这个是我甘心情愿的,这个也让我觉得我,是对社会有了一点点作用,不是为自己来生活。

根据中国卫生部的统计,2005年,中国的艾滋孤儿人数为7.6万人,而到2010年,这个数字很可能将上升到26万。杜聪已经资助了3500个孩子,但和26万的数字相比,终究还是显得有些杯水车薪。

杜聪:可能海滩有成千上万,快要被干死的海星,我们只能把一个抛到海里去,可能对一个世界,我们帮了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但是对于被我们,抛回海里面的那个海星,它就是因为我们的帮助,它帮助了百分之一百,也是因为我们的帮助它能活下来了。我觉得直到最后一个,有最后一个艾滋影响儿童在的话,我们会继续做下去。

离开上海的时候到了。孩子们登上了回到河南的火车。几天之后,又会有一批孩子从河南出发,来到上海,开始一个新的夏令营。5年以前,杜聪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华尔街少了一颗新星,但中国的土地上,却多了3500个怀着感恩之心成长的孩子。这首《明天会更好》的歌曲。是杜聪对自己的期待,也是他对这些正在不断长大的孩子们深切的祝福。

(2006年8月13日《七分之一》) 牛牛在线视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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