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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 23:54:38

抗战经历

1937年中秋节前,杨宝云、杨宝霞两姊妹的老家河北省涞水县城遭到日军轰炸,从此杨家人开始了颠沛流离四处逃难的日子。

最终,为彻底拒绝参加被日本人控制的当地商会,父亲杨香涛决定放弃已有的事业和家产,北上北平,过一份普通人的生活。杨家姐妹随着父亲来到北平。

在这对满头银丝的老姐妹的记忆里,1937年到1938年是她们一生中最不安定的岁月,正值花季的杨家姐妹经历了一生中最多的磨难。

逃离,返回,再逃离,再返回,最终远走他乡……

“就像是被大风吹起来的蒲公英草籽,四处游荡,不知会落在哪里。”两位老人这样概括那段难忘的岁月。

在北京生活了60多年,杨家姐妹已成为地道的北京老太太,话语中听不出一点儿涞水乡音了。她们老家在河北涞水,1938年春随父亲逃难到北平。

涞水县城遭受日本飞机狂轰滥炸

“1937年阴历八月十三!”时隔68年后,再次提起那段恐怖的岁月,两位老人仍能异口同声地说出苦难开始的确切时间。就在那一天,两姐妹的家乡———河北涞水县城遭受到抗战爆发以来的第一次飞机轰炸。当时正值中秋节前夕,突然飞来的几架庞然大物把两个小女孩过节的美梦炸得粉碎。

当时,杨家正准备吃饭,防空警报凄厉地响起来。丢下一桌饭菜,大人们护着5个孩子朝防空洞跑去。孩子们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脚下发软,连滚带爬地进了防空洞。

日军的飞机贴着地面飞过县城,躲在防空洞里的人们听到了炸雷般的声音。

第一次逃离:连夜冒雨赶往乡下

涞水县城过去的平静被打破了,杨家的生活也从此改变。为了保障家人的安全,杨宝云的父亲杨香涛决定放下手头的生意,连夜带全家离开涞水县城,投奔距涞水不远的一个朋友家暂避。

杨香涛在当地有一处粮行生意,在县城里还算有些财力和声望。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杨香涛一心爱国。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杨香涛就经常教育子女:绝不能受日本人摆布,饿死也要死得有骨气。

这天夜里,大雨瓢泼。

杨家全体匆匆逃离县城。

“因为一天都没好好吃饭,出门前煮了一兜鸡蛋随身带上。”杨宝云回忆说,下雨路滑,出门不久那兜鸡蛋好几次摔到地上,鸡蛋流汤儿了。原来是因为时间太紧,鸡蛋没煮熟。

全家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路。为了避免被日本人发现,只能在高粱地、玉米地里穿行。

选择在当晚离开涞水县城的居民有很多。一些人口少的家庭特意和人口多的家庭拼成一队,为了在路上方便照应。

大约凌晨两三点钟,队伍前面突然传过话来,说一条小河因为大雨涨了水,桥被冲断,徒步过不去,只能等明早水退了再走。无奈,杨家找到附近村里一个大户人家,在门洞里蹲到天亮。杨家姐妹对这一幕记忆深刻,这是她们有生以来第一个狼狈、惊恐的夜晚。

老人将黑泥涂在姑娘脸上

第二天,杨家人到达一个叫“丁家洼”的地方,杨香涛的朋友就住在这里。淋了一夜雨,大伙儿疲惫不堪,那位朋友立即腾出来几间新盖的瓦房,安顿杨家老小住下。

两三天后,听说轰炸停止了,杨家回到涞水。

回去的那天,几户人家组成了一支长长的队伍,由最年长的老人担任领队,走在最前面。“当时队里有一个刚出生8个月的女婴,是那个老人的孙女。”杨宝云说,就在快到县城城门时,老人又清点了一下人数。走到杨宝云面前时,老人忽然从地上抓起一把黑泥涂在她的脸上。他说,日本兵到处找“花姑娘”,在外面逃难,要打扮得尽量不惹人注意才安全。

第二次逃离:姐妹剃光头全家逃往定兴

局势愈发变得紧张,县城商会一再催促杨香涛入会。杨家姐妹说,此时的县城商会已经完全成为日本人控制百姓的工具,所以父亲下定决心:即使放弃现有的一切,也决不参加为日本人服务的组织。

此后的日子里,杨香涛渐渐感到,他在涞水待不下去了。终于,他带着一家老小,踏上了更远的逃难旅程——去定兴。

出发前,杨香涛为两个小女儿剃了光头,还给她们买了长袍和小帽盔,从头到脚把她们伪装成男孩模样。

在定兴住了几个月后,杨香涛再次回到涞水。粮行的生意因为杨香涛一次次举家迁移受到很大影响,日渐清淡。面对越来越猖狂的日本兵,杨香涛也实在没心思再经营自己的事业。商会还在不停地催促他入会,一天比一天逼得紧。一个念头从他脑子里萌生:要是到了大城市,就不会再有人拉我入商会了吧?

第三次逃离:举家坐闷罐车迁往北平

1938年春天,杨香涛一家赶了一辆牛车,带上所有能带走的东西向高碑店出发。他们从那里坐上了通往北平的闷罐子车。

来北平可谓是全家大迁徙,杨家男男女女一共来了十余口。由于北上仓猝,到达北平后只能暂时安顿在大栅栏的一个小旅店里。

为了节约开支,全家人按性别分住两个房间,拥挤着住了大约一周。

其间,杨香涛四处找房子。由于当时北平沦陷,很多有钱人纷纷逃走了,他们将自己的房产委托给一些拉纤的(房屋中介),所以当时北平的空房不难找。杨宝云回忆说,经同乡介绍,父亲最后在西城区礼路胡同(今西城区西四头条)21号租下了一个小院。

此后不久,涞水老家又有不少亲戚陆续来到北平。

人多住不下了,杨家就离开21号院,搬到了附近的32号院。至此,杨家在北平算是落了脚。

妹妹耽误一年 姐姐终止学业

一年后,杨香涛最小的儿子到了该上学的年龄,而杨宝云和杨宝霞在战乱中已中断了一年的学业。逃出来时,她们俩一个正在读乡村师范的一年级(相当于初一),另一个该升小学五年级。

“教学水平好的小学要我退到四年级重读一年。”杨宝霞回忆说,“已经耽误了一年,再退一级,相当于耽误了两年……再三考虑,家里决定让我上附近的一所普通小学‘普化小学’,后来我就在这里上了小学五年级。”因为逃难时剃光的头发还没长出来,杨宝霞到学校报到第一天闹了笑话。

“我穿着长衫,头上刚刚长出点茸毛,老师把我当成了男生。”杨宝霞往女生队伍走,被老师一把拦住。“我是女生!”带着涞水乡音,杨宝霞喊道。大家这才注意到这个打扮别致的女孩。

与妹妹相比,杨宝云要继续学业更加困难。因为涞水的教育水平有限,杨宝云一直担心自己考不上北平的中学,她最终没有再踏进学校的门槛。1939年秋,尚未成年的杨宝云就嫁人了。

现在提起这件事,杨宝云老人仍为当年没能继续学业感到遗憾。

日本人控制粮食 北平难做粮行生意

杨家上下,杨香涛是压力最大的一个人,因为他承担着供养全家老小的重任。

来北平后,杨香涛一度想恢复自己粮行的生意,甚至把家乡的伙计也接来,帮助他打理。但是,随着日本人掌握了粮食的控制权,杨香涛的这个打算最终化为泡影。此后,他只能和同乡搭帮,做一些杂货生意,挣点钱养家糊口。

1943年,杨香涛倾其所有在鼓楼大街买了一处院子,在北平算是有了一项较大的家产,但到日本投降时,杨家的财力几乎被战争消耗殆尽。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王佳琳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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